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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用典，也叫“用事”，是指在诗歌语言中，直接或间接地使用前人诗文名句、神话、历史故事、民谣、童谣等典故，使诗歌的意蕴更丰富、含蓄、深刻。马茂元先生在《玉溪生诗中用典》一文中指出：“典故本身是社会历史现象的集中和概括。社会历史事件，不一定都成为典故，成为典故的必有它的典型意义，运用在诗歌里可以丰富和扩大艺术形象的思想内涵和感染力。”林庚在《唐诗综论·唐诗的语言》中云：“诗中用典原是为了精练概括，借古喻今，把复杂的涵义通过简单的典故表达出来。”我国古人总结诗词用典的功能有四个：一是使立论有根据，引用前人之言之事来验证作者的说法；二是便于比况和寄意，诗中有不便于直接叙述的，借典故暗示，婉转道出作者的心声，即所谓“据事以类义”；三是避免语言的累赘。诗句应力求精简，尤其近体诗有字数限制，用典可减少语辞的累赘；四是充实内容，美化词句。用典可使文辞典雅，扩大作品内容的含量。我国古诗词用典情况浩如烟海，不是一篇文章能讲清楚的。以毛主席的诗词为例，据早期正式公布的毛主席的37首诗词中就有28首诗词运用了54个典故，合计使用过59次（有5个典故在28首诗词中正、反使用过两次）。
典故的运用手法丰富多彩，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明用：直接引用典故原事原句。如《水调歌头·游泳》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即出自《论语·子罕》。《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的“一枕黄粱再现”出自唐朝的传奇小说《枕中记》，说的是卢生在邯郸邸中遇道士吕公，卢生自叹穷困，有志于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言谈之中，昏昏欲睡，时主人方煮黍。公以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卢生在梦中封侯拜相，享尽福禄喜寿，荣华富贵。一觉醒来见其身偃于邸舍，吕公在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主人蒸黍”，《太平广记》作“主人蒸黄梁为馔”后人传为“黄粱梦”这里用这个典故，写出军阀妄想依靠帝国主义实现武装统一，奴役中国人民的幻梦是一定要落空的。
二、暗用（化用）：间接引用典故，即把典故融化在诗歌中，含蓄隽永，天然浑成，辞若已出，即使不知其中用典，也可领会诗意；知道出典，则更觉意味深长。如《沁园春·长沙》中的“挥斥方遒”是化用《庄子·田子方》中的“挥斥八极，神气不变”，原意是形容新时代的青年从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奔放的胸襟。毛主席顺手拿来，用来描写当时青年学子纵论国是，放纵带劲。《水调歌头·游泳》中的“南北天堑变通途”中的“天堑”是引用《南史·孔范传》中“隋师将济江，群官请为备防，范奏曰：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反其意而用之，更能突出长江大桥的作用。
三、侧用：是指从典故侧面意义运用典故，即故意避开典故的正面与反面意义，而另选典故的某一侧面，借事起兴，显示作者自己的用意，能起到切中肯綮，言简意赅之效。如《水调歌头·游泳》中的 “武昌鱼”，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陆凯上疏引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毛主席在这里，用此典故与原典意毫无关系，只是用来记事起兴而已。
四、反用：即对原来典故反其意而用之。通过暗示、对比、衬托等手法将典故固有含意加以引伸，言此而意彼。《菩萨蛮·黄鹤楼》中的“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就是反用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说的是不管黄鹤到哪里去了，紧接着把读者引到“剩有游人处”的现实中来，这“游人处”当然不是空余的楼了，而是现实的代词。主席来到这里，面对现实触动了满腔心事，要把酒浇奠滔滔大江，来表达挽救民族危亡而逐浪高的心境。崔诗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伤感，毛诗表的是“心潮逐浪高”的豪情。《十六字令》中的“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离天三尺三”是从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中来的，毛主席用“快马加鞭未下鞍”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民族危亡、民不聊生的历史紧迫关头，不理会山有多么高险，快马加鞭的飞骑过去那种刻不容缓的情形。
五、多用：在一首诗中用了很多典故，用典过多，若用得不好，会被人讥为“掉书袋子”，辛弃疾的诗词几乎首首用典，被人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曾经一连用了“孙权、刘裕、宋文帝、佛俚、廉颇”五个典故。在《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用了“昭君和番、戴妫归陈、李陵苏武分袂、易水诀别”四个典故，来抒愁写恨。有人认为他太贪用书本材料，以逞其才，炫耀其博学。但也有人赞其“笔力之峭，清许昂霄。”毛主席在37首诗中用了59次典故，单纯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首诗中就用了 “锺山、苍黄、虎踞龙盘、慨而慷、剩勇、追穷寇、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沧桑”九个典故。毛主席用了这九个典故表达了他对解放南京胜利来之不易的感慨和人民作了南京主人的喜悦，并以此告诫全党全军不能让胜利冲昏头脑，要将剩勇追穷寇。这是毛主席把典故融化在自己的感情中而自然流露出来的，用得顺畅淋漓。
六、合用：毛主席除了在一首诗中用了九个典故外，还有不少在一个句子中合用两个典故的，这样就用了较少的字表现了更丰富的内容。如“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宜将剩勇追穷寇”、“牛郎欲问瘟神事”、“热风吹雨洒江天”、“帝子乘风下翠微”等，在一个句子中说清多层含义，使诗情饱满，涵蕴丰富。如“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就是合用《汉书·终军传》和《庄子·逍遥游》两个故事。“长缨”来自《终军传》：“南越与汉和亲，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于阙下’”。“鲲鹏”来自《庄子·逍遥游》中的“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鲲鹏一般用作褒义，此用作贬义，借喻当时反动势力之凶恶残暴，我们就要用万丈长缨来缚像鲲鹏一样的敌人。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发出“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呼唤可见其决心之大，豪气之壮，含义之深，形象之准，这是用千言万语也难以说清的。
我国在古诗词中用典历史悠久。从其发展来看，汉魏六朝的诗极少用典。当时的诗歌形式多是四言、五言，以拙朴天然、直抒胸臆为特色。当诗发展到七言后，用典就多了起来。有记载的第一首有典故的七言古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中的“秋风萧瑟兮天气凉，草木摇落兮露为霜”用了《诗经·蒹葭》的“白露为霜”。唐诗诗歌中用典就非常普遍，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杜牧等唐代诗人的作品中，典故随处可见。等到词出现并成熟后，用典就越来越多了，经史正传、神话传说、风流俗话、名句佳章，无不可用。在当时用典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已成为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当今社会，通讯发达，讯息很多，绝大多数人要做“熟读百经，通晓文史”是很难的。但多读些古典诗词，多看书读报，多增加一些新词汇，以创新诗作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愿共勉之。
（黄隆梁）